编者按：肢体语言又称身体语言，是指经由身体的各种动作，从而代替语言藉以达到表情达意的沟通目的。如果通过微表情或者肢体语言就能看出来一个人有没有撒谎，那么企业进行面试、警察鉴别犯人、甚至是相亲恋爱都会简单很多。遗憾的是，人类的非语言行为并没有这么神奇。关于说谎者有很多刻板印象，很可能酿成冤假错案。原文标题：You’ve Been Lied to About Lying，作者JESSICA SEI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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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认为，在发现自己的外公死于家中之后，17岁的Marty Tankleff显得过于冷静了。当局并不相信他声称自己是清白的，他因谋杀在监狱里呆了17年。

然而在另一起案件中，警探认为16岁的Jeffrey Deskovic在他的高中同学被勒死后，似乎太过心烦意乱，太过渴望帮助警探。警方也认为他在说谎，并为此罪行服刑近16年。

(资料图片)

一个是不够难过，另一个人则是太难过了。这样相反的感受，怎么会都是犯罪潜藏的的蛛丝马迹呢？

他们没有犯罪。心理学家玛丽亚·哈特维格说，她是纽约市立大学约翰·杰伊刑事司法学院的欺骗研究人员。Tankleff和Deskovic后来都被无罪释放，他们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错误观念的受害者：你可以通过人们的行为方式发现他是不是在撒谎。在不同的文化中，人们认为，目光躲闪、坐立不安、口吃等行为可能表示一个人撒了谎。

事实上，尽管几十年来一直在寻找，研究人员几乎没有发现支持这一观念的证据，尽管几十年来一直在寻找。哈特维格说：“作为研究说谎的学者，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知道谎言是如何运作的。”他在《心理学年度评论》（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上共同撰写了一项关于说谎的非语言线索的研究。这种过度自信导致了严重的误判，前面提到的Tankleff和Deskovic都深受其害。“测谎的错误对社会以及因误判而受害的人来说，代价是高昂的。”哈特维格说。“这其中的风险真的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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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早就知道要发现一个说谎者有多难。2003年，现隶属于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心理学家贝拉·德宝罗和她的同事们梳理了科学文献，收集了116个实验，比较了人们说谎和说真话时的行为。这些研究评估了100多种可能的非语言线索，包括回避目光、眨眼、大声说话（一种非语言线索，因为它不取决于所用的词语）、耸肩、变换姿势，以及头、手、胳膊或腿的动作。没有一个指标被证明是可靠的说谎者指标，尽管有几个指标有微弱的相关性，如瞳孔放大和声音的音调有微小的增加，人耳无法察觉。

三年后，德宝罗和德克萨斯基督教大学的心理学家查尔斯·邦德审查了206项研究，涉及24483名观察者，他们对435人的6651次交流的真实性进行了判断。无论是执法专家还是学生志愿者，在54%的情况下，都无法更好地从假话中挑选出真话，只是略高于乱猜。在个别实验中，准确率从31%到73%不等，小规模的研究差异较大。“运气的影响在小型研究中是很明显的。”邦德说。“在规模足够大的研究中，运气的影响会趋于平衡。”

瑞典哥德堡大学的心理学家和应用数据分析师蒂莫西·卢克说，这种规模的效应表明，一些实验中报告的更高的准确性可能只是偶然性。“如果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大范围效应，”他说，“那可能是因为它们不存在。”

然而，警方的专家经常提出不同的论点：实验不够逼真。他们说，毕竟志愿者（主要是学生）在心理学实验室里被指示撒谎或说真话，不会面临审讯室或证人席上犯罪嫌疑人可能会面临的后果。志愿者没有任何风险。”约翰-E-里德和联营公司的总裁约瑟夫·巴克利说，该公司每年培训数千名执法人员进行基于行为的谎言检测。“这不是真正的，后果性的动机。”

英国朴茨茅斯大学的心理学家萨曼莎·曼恩，在20年前投入到欺骗相关的研究中时，认为警方的这种批评是有道理的。为了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她和同事Aldert Vrij首先查看了警方对一名被定罪的杀手进行的数小时的录像访谈，并挑出了三个已知的真相和三个已知的谎言。然后，曼恩请65名英国警察查看这6份陈述，判断哪些是真，哪些是假。由于采访是用荷兰语进行的，警官们完全是根据非语言线索来判断的。

1989年9月7日，凶杀案侦探在他的家门外采访Martin Tankleff

这些警官的正确率约为64%，比碰运气要强，但仍然不是很准确，她说。做得最差的警员是那些说他们依靠 “说谎者看别处”或 “说谎者坐立不安”等非语言刻板印象的人。事实上，凶手在行骗时保持着眼神交流，并没有坐立不安。“这家伙显然非常紧张，毫无疑问，”曼恩说，但他控制了自己的行为，以对抗刻板印象。

在后来的一项研究中，也是由曼恩和Vrij进行的，52名荷兰警察在区分那些谋杀亲属的虚假陈述方面并没有很好的成功率，使用的材料是电视新闻发布会上痛苦的表现。值得注意的是，表现最差的是那些觉得情绪化表现是真实的警官。但这又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一个丈夫杀了他的妻子，他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而感到不安，比如悔恨或被抓，”曼恩说。“非语言行为是如此的特异。如果你把注意力放在情绪等非语言行为上，你会误入歧途。”

几年后，哈特维格和邦德在大范围内证实了这些结果，他们回顾了那些比较人们侦破高风险和低风险谎言能力的研究文献。他们发现，没有证据表明，警察调查罪犯或被错误指控的嫌疑人所讲的谎言方面，比识别实验室志愿者所讲的谎言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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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连环杀手到实验中撒谎的学生，所有这些实验中的人都大声说出了他们的谎言。在2019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曼恩研究了非语言欺骗，比如当有人试图隐瞒非法活动时,这是一种与侦测炸弹人或走私者有关的欺骗行为。她招募了52名大学生志愿者，并要求其中一半人在两个城市之间的渡轮上运送一台据说包含敏感照片的笔记本电脑。志愿者们被告知要尽量混入人群中，不要显得“可疑”，因为人们会试图识别他们。另一半人则被要求运送一部普通手机，但没有要求他们隐瞒自己所做的事情。

当曼恩将乘坐渡轮的视频展示给其他104名志愿者，让他们挑选出 “偷渡者”时，志愿者的表现和乱猜差不多。事后接受采访时，“偷渡者”们表示，他们很紧张，但他们有意识地想表现得正常一些，用听音乐或用手机等策略来控制自己的紧张情绪。

接下来，曼恩提高了赌注。一组新的60名志愿者中，有一半人得到了一个信封，里面有俄罗斯、埃及和韩国的货币藏在里面，而另一半人则没有 “走私”任何东西。但这一次，曼恩派了两名研究人员上了渡轮，在渡轮上踱来踱去，仔细观察乘客，似乎要把他们的脸和手机上的照片进行对比。

这一次，120名观察者试图从视频中挑出 “走私者”，猜对的比例只有39.2%。曼恩说，原因是 “走私者”有意识地努力让自己看起来正常，而 “无辜 ”的对照志愿者只是表现得很自然。他们对意外的审视感到惊讶，在观察者看来就像是一种内疚的表现。

这样的研究让研究人员基本上放弃了对欺骗的非语言线索的追寻。但是，还有其他方法可以发现骗子吗？今天，调查欺骗行为的心理学家更有可能关注语言线索，尤其是放大骗子和说真话者之间的差异的方法。

例如，面谈者可以策略性地扣留更长时间的证据，让嫌疑人更自由地说话；这可能会使说谎者陷入矛盾之中。在一项实验中，哈特维格将这一技术教给了41名警察学员，然后他们在大约85%的时间里正确地识别出了说谎者，而另外41名尚未接受培训的新兵则只有56%。“准确率的显著提高。”哈特维格说。

另一种面谈技巧是要求嫌疑人和证人勾画出与犯罪或不在场证明有关的场景，从而利用空间记忆。由于这能增强回忆力，说真话者可能会报告更多细节。在曼恩和她的同事去年发表的一项模拟间谍任务研究中，122名参与者在学校食堂遇到了一名 “特工”，交换了一个密码，然后收到了一个包裹。在事后的采访中，被指示说出事情真相的参与者比那些被要求掩盖密码的参与者提供了多76%的细节。“当你正在重温一个事件，所以它有助于记忆，”研究报告的合著者，朴茨茅斯大学的心理学家Haneen Deeb说。

该实验是在英国警方的意见下设计的，英国警方经常使用“罪犯素描”访谈，并与心理学研究人员合作，作为国家转向无罪推定询问的一部分，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涉及错误定罪和虐待的丑闻之后，这种询问正式取代了指控式审讯。

但在美国，这种科学的改革还没有在警察和其他安全官员中取得重大进展。例如，美国国土安全部的运输安全管理局，仍然使用非语言欺骗线索对机场乘客进行筛查询问。运输安全局的秘密行为检查表指示特工寻找所谓的骗子的告诉，如目光躲闪（在一些文化中被认为是尊重的标志）以及长时间的凝视、快速眨眼、抱怨、吹口哨、夸张的哈欠、说话时捂嘴、过度的坐立不安或个人修饰。所有这些都被研究人员彻底推翻了。

由于代理人依靠这种模糊、矛盾的理由进行怀疑，2015年至2018年期间，乘客提出了2251起正式投诉，声称他们国籍、种族、民族或其他原因进行了定性，这也许并不奇怪。国会对TSA机场安检方法的审查可以追溯到2013年，当时美国政府问责局（国会的一个部门），负责对政府项目进行审计、评估和建议，审查了行为检测的科学证据，并发现其缺陷，建议TSA限制资金并减少其使用。作为回应，TSA取消了独立行为检测人员的使用，并将检查表从94项指标减少到36项，但它保留了许多没有科学依据的内容，如大量出汗。

为了应对国会的再次审查，TSA在2019年承诺改善工作人员的监督。不过，该机构仍然认为行为筛查有价值。正如一位国土安全局官员对国会调查人员所说的那样，“常识性”的行为指标即使不符合科学证据的学术标准，也值得纳入 “合理和可辩护的安全计划”。TSA媒体关系经理R.Carter Langston在给Knowable的一份声明中表示，“TSA相信行为检测在国家的交通系统内提供了一个关键而有效的安全层。” TSA指出，在过去的11年里，有两次单独的行为检测成功阻止了三名乘客携带爆炸或燃烧装置登机。

但是，曼恩说，如果不知道有多少潜在的恐怖分子在未被发现的情况下溜过了安检，就无法衡量这种计划的成功与否。而事实上，在2015年，国土安全局的卧底探员在一次内部调查中成功地将假爆炸装置和真武器偷渡过机场安检，成功率高达95%

2019年，曼恩、哈特维格和其他几十名大学研究人员发表了一篇评论，评估了行为分析筛查的证据，认为执法专业人员应该放弃这种 “根本上被误导”的伪科学，因为它可能 “损害个人的生命和自由”。

与此同时，哈特维格与国家安全专家马克·法伦（美国海军刑事调查处前特工，前国土安全局助理局长）合作，为调查人员创建了一个新的培训课程，该课程的基础更加牢固。“进展缓慢。”法伦说。但他希望，未来的改革可能会使人们免受那种不公正的定罪，而这种不公正的定罪损害了Marty Tankleff和Jeffrey Deskovic的人生。

对于Tankleff来说，关于说谎者的刻板印象是根深蒂固的。他为了赢得无罪释放和最近争取从事法律方面的工作而做了长达数年的努力。这个矜持的、书生意气的人不得不学会表现出更多的感情，“以创造一个冤枉无辜形象”，指导他的Lonnie Soury说。这招果然奏效，Tankleff终于在2020年赢得了纽约律师协会的准入资格。为什么表现出情感如此关键？Soury说，“因为人们非常有偏见。”

译者：蒂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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